致敬改革者!深圳的崛起和荣光

作者 | 唐杰

来源 | 原子智库

本文为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在今年上半年召开的“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”高峰论坛上的演讲,首发澎湃研究所。

峰会闭幕约整整四个月之后,随着中央一纸文件出台,被赋予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”之名的深圳,再次被推到了高光时刻。

无疑,这是中央对深圳莫大的认可与信任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:为什么是深圳?为什么“又”是深圳?

事实上,过往的40年,这座城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,而是遭遇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和挑战,但深圳人以其无畏的闯荡精神、以其改革开放的实效为自己赢得了合法性和荣光。

改革是改革者的通行证。深圳的发展历程也是整个新中国筚路蓝缕、继往开来的缩影。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,加密谷刊载此文,以致敬改革者!

社会学解释比经济学解释更好,社会是分层的,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分层。老的城市很难创新的原因是,社会分层严重,不同路径、不同思想的人很难在一起碰撞——我们很难想象,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和一个普通工人能坐在一起讨论创新。但是在深圳就可以。因为大家都是移民,这两人可能是老乡,可能是战友,虽然你现在当院长,但是咱们还可以以同学、同乡或者战友的名义聚在一块。深圳著名的口号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,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交流的平台,也是在说深圳的野蛮生长、草根生长。这是一种城市化中的社会学现象。

再一个是科学角度的解释。我们不知道谁能得诺贝尔奖,但是我们知道诺贝尔奖的科学发展是有规律的,世界上曾经组织大科学计划最成功的是美国。美国做原子弹开发,引导世界走向了核时代;登月计划引导世界走向宇航时代;组织10个国家100个科学家10年花了37亿美元,做了人类第一张基因图谱,使人类走向生命科学、基因的时代。所以,从科技学角度讲,对深圳最大的启发是配齐产业链。深圳政府最爱干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,不说谁能够在产业链中承担一个份额,但是我知道缺了这个东西做不成。

经济学能够解释深圳的什么呢?

首先经济学解释激励,创新创业就会有激励。为什么很多城市不能创新创业?因为没激励,创不成,等你创成了一个东西,简单就被别人抄袭走了,你打官司打不赢,没处打。而有一个激励机制之后,就会变成一个创新效应、示范效应,变成在深圳由一个任正非带动无数人想当任正非。

但是经济学不能解释、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。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造就如此多的密集的企业家,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。

深圳内在的东西还有一条,那就是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边界划得很清楚,政府的手不会伸到企业去教怎么办企业。

深圳是从加工装备开始,然后走自主品牌的模仿,没有深圳没模仿过的品牌,但深圳人从来不造假,只是生产大量的A货。当年很多人觉得这是山寨版,是copy猫、copy狗。去年是欧美媒体、日本媒体来深圳调研最密集的时候,他们也想知道十年前的copy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,只有一个:英国。工业革命刚开始,法国人、德国人都是模仿,英国人就说质次价低的德国货是不配和英国货放在一块卖的,必须要注明Made in Germany,日本后来也被要求注明Made in Japan。深圳当年叫“山寨”,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,就是Made in Shenzhen。现在Made in Shenzhen走向世界顶级,这个过程就是转换成长方式的过程。

这个过程我做了一个图,从这条曲线中可以看出,深圳大概每十年有一个周期。中国人特别怕周期,一讲周期就是危机、就是资本主义,我觉得,周期其实是个创新的过程:高潮时看到一个风口猪都能飞起来,大家都去投资;投了之后就会看到,大量飞起来的猪死了,但真正的鹰也飞起来了。

十年的周期,在深圳表现出产业大量外迁的过程。1984、1985年,是第一个周期,那时特区工作会批评深圳不搞产业,深圳大衰退一回。

1994年到1996年,是深圳第二个大衰退周期。外界变化是,1995年特区政策取消。很多人说,深圳特区是政策养大的,其实1995年特区办就没有了。那一回深圳大衰退,还有一个原因是广深高速公路修通,大量的产业沿着这条高速向北向东莞去了,东莞在五年内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,深圳就再也没有“三来一补”(注:来料加工、来料装配、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)了,深圳走向模仿,东莞走向“三来一补”。结果,东莞在2008年开始大规模衰退,“三来一补”在东莞也不能生存了,而深圳已经走到创新阶段。

深圳第三次衰退是2000年开始到2003年。那时广州成功向重化工业转型,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,深圳的方向还不明确,大家都在讨论“深圳被谁抛弃”?

深圳最近一轮转型是2010年到2013年,2012年上半年深圳的增速只有4.8%。但深圳当年做了什么?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,每年外迁的企业超过8500家!外迁造成经济下滑超过4个百分点,深圳经济当时保持12%的增长的时候,它的实质增长率超过16%、将近17%。因为这样一个产业空间转移的过程,深圳腾笼换鸟。腾笼换鸟本来是汪洋同志在广东主政时期推的,很多城市不做,说笼子也腾了,鸟也死了,新的鸟没来。

我有几次从宝安中心区走宝安大道回深圳市区,进到南山,感觉都很恍惚:我不知道哪个是特区、哪个是原来的关内、哪个是原来的关外。8500家企业走了,宝安就成了一个新的市区,宝安现在成了前海强大的支撑。

所以,这是一个聚集、扩散、再聚集的过程。从空间角度看,它的比较优势在转换的时候,是一个不断聚集、扩散、再聚集的过程。

但在这一过程中,深圳的经济特征发生巨大的变化:1980年到2016年,深圳的劳动力从15万增长到了1000万。1980年,深圳的劳动力三分之一在企业,三分之一在非企业,包括当年的自然村、小镇,那时候国企员工占比83%,深圳国企员工占比最高是1990年代——深圳不是没搞过大型国企,深圳当年要搞八大企业集团,后来都破产了。深圳大国企都破产的时候,国企员工比例达91%,从那时候开始,国企员工比例稳步下降,到2005年之后,下降到20%,现在已经下降到9%。现在深圳的国企就转换成这样一个模式:公益性、基础性和先导性,做好公共服务,做好重大产业的支撑。

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:深圳企业数的变化,从1980年830家,经过十年增长到2万家,再十年之后达到了10万家,再十年之后到了36万家,到2016年是150万家!最近新普查的数据,深圳活跃纳税企业将近90万家。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,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。

汽车制造是民用产品中最复杂的,十万个零部件,是一个分工极细、产业链发达、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。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。这就是我对深圳的解释——分工极细,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,这就是深圳的特征。

印度最好的企业,创新对企业的贡献是0.2;美国最好的企业,创新贡献也不到0.3,但是美印之间的差别是:大量印度企业不创新也可以活着,但美国企业不创新就不能活。中国大概在印度和美国之间,深圳一定处在中国和美国之间。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,最后发现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生存水平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。我们现在是两个制度,一个是分工制度,一个是竞争制度,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。

有一次,我在飞机上看天津的报纸,说天津十年磨一剑,成就了1000亿的大飞机产业,组装出来了空客飞机。我想,深圳五年发展起来的无人机产业也是1000亿,这个产业怎么五年就能冒出来?

首先,深圳有全球最发达的碳纤维应用行业。当年深圳搞无人机的时候,我问碳纤维哪儿来的,他们笑话我说,你还是管过经济的副市长,看来你不懂:深圳当年最早给人加工钓鱼杆、网球拍、羽毛球拍,再到高尔夫球杆,都是碳纤维。深圳做碳纤维做到最高端,一辆自行车卖24万人民币,比汽车还贵。深圳最高峰时有10亿只手机产能,手机外壳就是碳纤维连起来的。现在华为手机边框比三星还窄,那个边框是比亚迪生产的,王传福说把这个手机扔出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;我试过,真不散。这代表了材料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。

还有特种塑料,当年小家电的特种塑料大量遗存,当无人机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。再是电池电控,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。

深圳曾经做了一件事,深圳政府先后投了5000万元研发伺服电机中的磁性材料。机器人是没有神经的,它靠算法,靠速度。深圳当年根本不知道有无人机这种东西,无人机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智能机器人了,但是深圳还是支持研发成功了伺服电机的磁性材料,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。

后来我很好奇,为什么广州没有做成无人机?他们说广州没给人做过钓鱼杆,广州也没做过这么多贴牌手机,虽然广州政府也支持机器人、也支持伺服电机,但和深圳是不一样的:广州做机器人是用在汽车产业上,抓钢板,要求力量很大;深圳的机器人都用在精密仪器上,力度很小、但很精准。所以,大疆无人机就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。这些将要被淘汰的行业,突然可以给无人机做产业链。汪滔说,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,只要有想法就有人给我画,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,只要想生产就有人给生产,价格又低质量又好。

深圳的做法,总结下来是:市场是主导,企业是主体,法治是基础(市场经济就是合约经济),政府是保障——保障合约的履行,推动建设发达的法治环境。我在深圳人大工作过,法治不在于立不立法,而是立法技术。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?如果某个事情没看清楚,那先拿法律当教育文本,出了问题视情节严重罚款。深圳这些年和全国不一样的地方是:立法过程是不是不成熟。

深圳有两个口号,一个叫“支持非共识创新”。2007年提出的,当时引起一片哗然:支持非共识创新,不就是政府说了算吗?但现在看,这个口号多哲学!要共识了,还叫创新吗?怎么支持非共识创新,你向政府要钱,一个团队可以要到一亿,先要说清楚五件事,项目创新的科学原理是什么?技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?哪个企业做的原样开发?你的产品和原研企业有哪些不同?你怎么确保你成功?没人知道谁能成功,但是成功的条件离不开这五个。

深圳还有一个口号叫“湿地效应”,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。湿地需要千分之三的盐份,低了高了,湿地都会消亡,政府就保证这块地千分之三的盐份;至于进去之后,是鸟吃鱼,还是鱼吃虾、虾吃虫,政府不管,那是市场竞争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,深圳就是按照科学的办法来做。未来重大的科学方向是哪,深圳具不具备条件,要不要发展,这是政府要做的,但深圳政府绝对不会指定,这个领域让他做,那个领域让你做。

汪建(华大基因董事长)曾经来找过我,说你们引进了这么多科学团队,但是每年发Nature、Science论文我们占60%,那经费你就直接给我切一块,别让我竞争了。我一开始觉得有道理,但是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说,你去问问,他们华大基因不也是从六七个人搞起来的,为什么要欺负别人。所以,他后来还是乖乖竞争。

联合国刚刚发布的报告,横向从2005年到2015年,纵向把每一年的产业分成低端、中低端、高端。在过去十年,我们的中高端产业上升了2.6个点,到目前为止,我们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,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。当然,和日韩比、和发达国家比还是有差距,这是我们要转型的方向。

有位领导同志讲了一个“巴斯德象限”,在全国引起热议。比如技能训练的是工匠精神,把东西做好。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,但工匠能决定中国未来吗?

在深圳就经历过,曾经有五家做手机屏幕手写笔的企业,每家做到销售收入3亿元以上,曾经控制了全球手写笔行业90%的市场份额,突然有一天,苹果说我不要手写笔,我要直接手写,轰然一声这五家企业就没了。虽然现在提倡工匠精神,但工匠打不过科学。

爱迪生模式是另外一种模式:他没受过很好的教育,而是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不断地探索。巴斯德是发现疫苗的人,他受过大学教育,知道发酵,他偶然发现发酵可以产生免疫作用,因为具有成熟的知识,得以大规模研发和生产疫苗,这就是大学和科学、大学和产业。这是深圳下一步要做的——基础研究。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,很多都是形而下的,不关注形而上的东西,但如果没有形而上,我们就不会有科学的突破。

如果循着巴斯德象限再来看深圳,巴斯德是个纵轴,深圳的产业创新是个横轴。深圳的产业创新怎么走到今天的?我们去查数据就可以发现,深圳100个专利12个是和北京合作。北京科学发现,深圳产业化。北京每100个专利12个是硅谷来的,深圳每100个专利有8个是从硅谷来的,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上的一个罕见现象,跨越8000公里的创新三角。有很多人习惯说,深圳“拿来主义”就挺好,为什么要办大学啊?如果不办大学,所有的科学思想永远是白纸。

麦肯锡最近做的创新、特别是AI技术对产业渗透的研究结果显示:渗透到旅游业,将来55%是AI化,汽车今后近50%会AI化,汽车将是可以行走的超级计算机。这些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工业化的看法,传统工业化从科学发现走到产品,要经历漫长的小试、中试到批量生产的过程,需要大量的工艺创新和模具制造,现在的生命科学、数字科学会改变这个模式。

深圳从“三来一补”走向模仿,走向制造,走向创新制造,最后要走向科学创新。从科学发现带动创新,未来深圳周边会集中大量的制造业,实际上湾区就是城市之间的异质化,现在所有大城市都要做一件事,说制造业是不能离开的,大城市做制造业,中小城市做什么呢?大城市要引领创新,做创新型制造,不能是做大规模制造。这里面的道理要从空间经济学讲,所有大规模制造,创新程度一定是低的,为什么?它一定要有稳定批量化生产。但是所有大规模制造一个共同的特征,就是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弹性释放,需要大量的土地,所以世界所有大型城市都会集中做创新型制造,走科学创新。

中国的创新人才指数在全球也就排45,深圳人才荟萃,但是在全球的排名,一次排73、一次排94。过去15年,深圳发生重大变化的是450万企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从7年达到了13年,这15年达到了别的国家100年的变化。

我去年在哈佛待了一个月,天天来回走,有很多感受。走在波士顿的剑桥大街上,论漂亮,比深圳差太多了;但论产业密集,是世界顶级——它是全球生物产业最为密集的一平方英里,构成了产业结构丰富、价值链完整、人才多样、资金充分、政策稳定,引进了大批创新的生物产业。波士顿剑桥主要是因为,哈佛、MIT、塔夫茨在它边上,以为那是一个科教城,但它曾经在100年的时间里是麻省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,沉寂了30年,走向了生命科学,现在成为生命科学全球最顶尖的地方。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学,且不说哈佛、MIT、波士顿大学,这几所大学有三所世界顶级医学院,两所世界顶级药学院,有全球最高端的医疗资源,才带动了生命科学的集聚,一条街出现了全球1/3的生命科学创新公司。

波士顿如果像我们中国很多城市一样,没有多元文化,全部大拆大建,都建成高楼大厦,创新企业是无法生存的。可见,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,多元文化是极为重要的。

唐杰 作者

Sonny Sun 编辑

Roy 排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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